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虚拟集聚助力城市绿色发展：效应与路径——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经验证据

虚拟集聚是产业集聚的转型形态，为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基于2014—2024年我国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虚拟集聚和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指标，实证检验虚拟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虚拟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虚拟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智慧城市政策、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虚拟集聚可以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利用虚拟集聚提升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供了有益启示。

时空双维视角下的数字治理生态与城市创新力

鉴于数字治理生态系统内部的复杂性，采用动态QCA方法，探究数字治理生态系统内部要素耦合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科技创新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单个数字生态治理要素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空效应，城市创新能力的发展依靠良好的数字治理生态。组态分析发现，社会需求型、社企助推型、社企协作型、政社企协同型四类组态是产生高城市创新能力的生态类型。生态待育型、组织—技术缺位型、企业—技术缺位型三类组态是产生非高城市创新能力的生态类型。文章为政府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培育数字治理生态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的产业分布特征与经营路径选择分析——基于“做强做优做大”战略视角的考察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是我国企业发展的目标所向。但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审视，企业的合理发展路径并非仅取决于自身的战略意愿和资源投入，而决定于其所处产业的内在特征。“做强”“做优”“做大”，分别是产业结构特征的函数，不完全取决于企业的主观战略选择。基于产业经济理论，通过明确理论来源和推导逻辑，从“做强、做优、做大”3个维度分别构建判断分析的六维指标体系，并将其作为路径选择的坐标体系。研究打破“做强做优做大是统一目标”的直觉性认知，揭示了产业特征对发展路径选择的决定性作用，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了可行路径的区间，六维指标体系为“一业一策、一企一策”的差异化改革提供从理论到操作的分析工具。在此基础上，以建筑业为典型案例，运用六维指标体系对其各产业环节进行系统评价，并结合国际比较提出差异化路径建议和针对性发展策略。

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对钢铁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作为我国碳减排的重点领域，钢铁行业碳排放的协同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基于2000—2022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环境保护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双试点”政策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对钢铁行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组合能够降低钢铁行业碳排放强度，且协同抑制效应比单一政策的效应更显著。优化资源配置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其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基于此，提出强化环境规制政策组合的协同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和数智化转型，加快低碳技术创新、激发创新补偿效应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发展、营商环境优化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数量型”人口红利逐步衰减背景下，探讨数字经济能否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4年我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营商环境视角下数字经济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劳动力流入。异质性分析表明，该影响效应在中西部地区、Ⅱ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中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劳动力流动，金融服务改善是其重要传导机制。门槛效应表明，数字经济需与营商环境同步优化，才能增强其对劳动力的吸引力。研究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和吸引地区劳动力流入提供经验证据。

能源政策组合的碳减排效应——基于供需两侧协同的视角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需要能源供需两侧协同发力。选取2011—2023年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和用能权交易制度这一能源政策组合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能源政策组合能显著降低碳排放，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能源政策组合通过推动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促进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齐升，并降低碳排放。政策效果对比分析发现，仅实施用能权交易制度能有效降低碳排放，但仅实施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政策未能显著降低碳排放。此外，政策协同效应使能源政策组合表现出较任一单试点更强的碳减排效应。

企业家精神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意愿和能力视角的研究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普遍面临转型成本高、技术人才匮乏及数据基础薄弱的现实约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经济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基于2007—2023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以企业家精神为切入点，从意愿和能力视角阐释论证以创新精神、风险承担、前瞻意识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蕴含的创新精神、风险承担、前瞻意识均能欧显著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内部财务风险会抑制企业家精神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而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则能够正向调节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作用。研究拓展了数字化转型驱动机制的分析框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和地方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城市协同创新如何驱动“稳投资”

城市协同创新是城市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创新模式，对企业投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12—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深入探讨城市协同创新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作用路径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城市协同创新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投资，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市场势力是城市协同创新发挥“稳投资”效应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高成本和风险转嫁能力企业而言，城市协同创新的“稳投资”效应更为显著；同时，该效应在经济下行周期、商业信用环境较好的场景下更容易得到激发。研究拓展了“创新—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创新驱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以2007—2024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其微观企业数据，借助双重机器学习方法，全面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且稳健地促进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在调整样本范围、控制多维固定效应以及采用工具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通过缓解市场竞争强度的方式，间接改善企业生产效率。第三，异质性分析揭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赋能效应在传统行业、重污染行业及非竞争性行业中尤为显著。研究为理解人工智能影响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技术—市场”联动机制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分类推进智能化改造、优化市场竞争生态具有启示意义。

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锚定 “健全创新导向的企业激励机制” 政策导向，如何通过优化企业治理制度安排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为亟待解答的重要现实议题。文章选取2012—2023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管理层薪酬激励通过推动颠覆性创新与人工智能投资的技术创新路径，以及优化研发投入结构与营运资本管理的资源配置路径显著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管理层薪酬激励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同时，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低能力管理者的激励效果明显高于高能力管理者。研究为理解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微观驱动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完善创新导向型企业治理机制提供了实践启示。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演变与战略风险思想探析

经营环境的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战略风险成为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战略风险被称为战略的副产品,为从根源上把握战略风险的本质,本文系统回顾了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并对主要战略管理学派—战略规划学派、环境适应学派、战略定位学派、资源基础论和核心能力学派以及动态能力学派的内在演变逻辑、主要观点和蕴含的战略风险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战略本身作为一种风险规避的手段,随着环境的变化战略管理的内容也在不断演变,同时战略本身的风险也因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增加;战略风险产生的根源是战略、企业资源和能力与环境动态匹配失衡的结果,战略风险来源于战略、资源能力及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不匹配以及战略管理过程的不确定。战略风险与战略相伴而生,随着战略风险重要性的提高,战略风险将不断融入战略管理过程,成为战略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创新研究

通过分析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出现的新变化,本文指出企业市场营销呈现出市场营销目标化、营销视角多样化、营销主体多元化、营销对象精准化、营销内容特色化、营销媒介共享化、营销效应最大化、营销范围国际化、营销内容集聚化、营销发展持续化等新特点。基于上述变化,本文进而提出企业市场营销新理念应该转换为:营销实现全面转型、突出消费个性体验、营销理念更加新颖、营销模式有效精准等。同时,在新的营销理念的指导下,对企业市场营销未来发展新趋势提出如下观点:差异化下的目标市场更加准确、消费者的价格判断更加清晰、产品个性需求更加突出、企业营销策划更加精准、企业营销路径不断创新、企业营销策略不断优化、企业营销模式更加灵活等,从而推动企业营销实践水平不断提升。

三种客观权重赋权法的比较分析

员工满意度实证研究

员工满意度不是一个新的管理话题,却是一个永恒的管理话题。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对与员工满意度相关的个人因素、工作因素和企业因素进行了分类研究。研究认为年龄、企龄是与员工满意度关系最密切的个体因素,工作岗位、工作压力程度、员工知识、技术与工作的匹配程度、员工对工作学习机会、自主性、挑战性、领导作风与同事关系、社会意义等的认知是与员工满意度密切相关的工作因素,企业发展前景则是影响员工满意度的重要企业因素。

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研究

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是以价值创造为战略导向,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业绩指标的一种高效预算管理方法。本文将考虑资金机会成本的经济增加值作为核心业绩指标贯穿于全面预算管理的全过程,提出了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方法。在介绍经济增加值由来和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预算管理基本框架,对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构建进行了阐述。按照全面预算管理框架结构,将经济增加值这一核心业绩指标导入全面预算管理的全过程,依次就EVA预算编制方法、EVA预算执行、预算差异分析和预算考评激励四个预算管理环节的具体构建程序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并以一般企业的一般情况为蓝本,为企业基于经济增加值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和建议。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演变与战略风险思想探析

经营环境的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战略风险成为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战略风险被称为战略的副产品,为从根源上把握战略风险的本质,本文系统回顾了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并对主要战略管理学派—战略规划学派、环境适应学派、战略定位学派、资源基础论和核心能力学派以及动态能力学派的内在演变逻辑、主要观点和蕴含的战略风险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战略本身作为一种风险规避的手段,随着环境的变化战略管理的内容也在不断演变,同时战略本身的风险也因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增加;战略风险产生的根源是战略、企业资源和能力与环境动态匹配失衡的结果,战略风险来源于战略、资源能力及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不匹配以及战略管理过程的不确定。战略风险与战略相伴而生,随着战略风险重要性的提高,战略风险将不断融入战略管理过程,成为战略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创新研究

通过分析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出现的新变化,本文指出企业市场营销呈现出市场营销目标化、营销视角多样化、营销主体多元化、营销对象精准化、营销内容特色化、营销媒介共享化、营销效应最大化、营销范围国际化、营销内容集聚化、营销发展持续化等新特点。基于上述变化,本文进而提出企业市场营销新理念应该转换为:营销实现全面转型、突出消费个性体验、营销理念更加新颖、营销模式有效精准等。同时,在新的营销理念的指导下,对企业市场营销未来发展新趋势提出如下观点:差异化下的目标市场更加准确、消费者的价格判断更加清晰、产品个性需求更加突出、企业营销策划更加精准、企业营销路径不断创新、企业营销策略不断优化、企业营销模式更加灵活等,从而推动企业营销实践水平不断提升。

区块链对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探析及未来展望

区块链技术能够有效解决信用不足而产生的风险、保证金融交易安全,受到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普遍关注。区块链技术是一种以大数据共享理论为基础的现代互联网金融技术,依靠其去中心化、去信任化、集体维护、可靠数据库四大优势,建立金融黑白名单,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现代金融的征信体系,降低金融风险与金融诈骗风险,因此区块链技术在我国将具有极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区块链作为一项新的互联网金融技术,由于在我国的发展起步较晚,其技术特点与优势不明显、理论体系不完善,在未来发展中将面临诸多困难。即便如此,随着区块链的不断普及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区块链将突破现有的金融领域,拓展医疗、教育、传媒、社交、公正等场景,使得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最重要特征，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内在动力。哪些因素驱动了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文章采用“技术—组织—环境”(TOE)的分析框架对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研发投入、金融支持对于数字化转型影响为正并且非常显著，高管学历和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有一定的影响；分行业类型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最大，金融支持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最大，高管学历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最大。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企业应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特别是高管要重视数字化转型。

“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挑战及路径

当前，绿色金融发展在中国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内绿色金融体系日渐完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得以建立，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城市层面形成了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就国际合作而言，绿色金融认定及分类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但在“双碳”背景下，现有绿色金融法律政策体系、产品创新体系等仍与“双碳”目标的要求有较大距离，同时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金融机构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双碳”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应从法律政策体系、市场体系、风险管理机制、发展模式等方面逐步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