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现代化基础设施、新质生产力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取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基准回归模型与中介检验模型，实证检验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新质生产力这一中介变量，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低人口密度地区，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在高人口密度地区更显著。基于此，未来应激活资源存量与增量，赋能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挖掘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支撑，切实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夯实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

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碳强度的影响——基于新质生产力和绿色创新中介效应的视角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为协同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双控”目标提供了重要潜力。选取2011—2022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区域碳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空间溢出效应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降低了区域碳强度，且影响呈线性关系；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对碳强度的抑制作用存在差异，呈现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显示，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邻近地区的碳强度；数字经济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和促进绿色创新来抑制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碳强度，且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均强于新质生产力。

碳排放强度与经济增长的交互机制——基于GVAR模型的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一国或地区碳排放强度变化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仅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还存在着通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世界主要国家还存在较为明显的低碳经济特征。当碳排放强度发生负冲击之后，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较为明显；中国和美国碳排放强度下降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研究表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各国从生产技术、能源利用等方面持续发力，还需要加强碳排放控制的国际合作，降低由于碳减排非同步性产生的额外成本。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测度及动态演进

通过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5—2023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质生产力水平。通过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分析，使用核密度估计法探析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质生产力综合水平耦合协调发展的分布动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质生产力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攀升，尽管区域间存在差距，但总体上各省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方面获得积极进展。三大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发展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梯度效应与极化特征。

专精特新企业集聚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272个城市面板数据的验证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等检验模型，选取2019—2023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集聚可以缩小城市居民整体收入差距，但在城镇内部及乡村内部效果不显著；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消弭数字鸿沟在影响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城镇化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分别在影响机制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和正向调节效应；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域，专精特新企业集聚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更为显著。基于此，提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消弭城乡数字鸿沟、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建议。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演变与战略风险思想探析

经营环境的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战略风险成为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战略风险被称为战略的副产品,为从根源上把握战略风险的本质,本文系统回顾了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并对主要战略管理学派—战略规划学派、环境适应学派、战略定位学派、资源基础论和核心能力学派以及动态能力学派的内在演变逻辑、主要观点和蕴含的战略风险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战略本身作为一种风险规避的手段,随着环境的变化战略管理的内容也在不断演变,同时战略本身的风险也因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增加;战略风险产生的根源是战略、企业资源和能力与环境动态匹配失衡的结果,战略风险来源于战略、资源能力及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不匹配以及战略管理过程的不确定。战略风险与战略相伴而生,随着战略风险重要性的提高,战略风险将不断融入战略管理过程,成为战略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员工满意度实证研究

员工满意度不是一个新的管理话题,却是一个永恒的管理话题。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对与员工满意度相关的个人因素、工作因素和企业因素进行了分类研究。研究认为年龄、企龄是与员工满意度关系最密切的个体因素,工作岗位、工作压力程度、员工知识、技术与工作的匹配程度、员工对工作学习机会、自主性、挑战性、领导作风与同事关系、社会意义等的认知是与员工满意度密切相关的工作因素,企业发展前景则是影响员工满意度的重要企业因素。

三种客观权重赋权法的比较分析

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研究

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是以价值创造为战略导向,以经济增加值为核心业绩指标的一种高效预算管理方法。本文将考虑资金机会成本的经济增加值作为核心业绩指标贯穿于全面预算管理的全过程,提出了基于经济增加值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方法。在介绍经济增加值由来和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预算管理基本框架,对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构建进行了阐述。按照全面预算管理框架结构,将经济增加值这一核心业绩指标导入全面预算管理的全过程,依次就EVA预算编制方法、EVA预算执行、预算差异分析和预算考评激励四个预算管理环节的具体构建程序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并以一般企业的一般情况为蓝本,为企业基于经济增加值的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和建议。

企业员工满意度指标体系的建立与评价模型

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演变与战略风险思想探析

经营环境的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战略风险成为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战略风险被称为战略的副产品,为从根源上把握战略风险的本质,本文系统回顾了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并对主要战略管理学派—战略规划学派、环境适应学派、战略定位学派、资源基础论和核心能力学派以及动态能力学派的内在演变逻辑、主要观点和蕴含的战略风险思想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战略本身作为一种风险规避的手段,随着环境的变化战略管理的内容也在不断演变,同时战略本身的风险也因环境的变化在不断增加;战略风险产生的根源是战略、企业资源和能力与环境动态匹配失衡的结果,战略风险来源于战略、资源能力及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不匹配以及战略管理过程的不确定。战略风险与战略相伴而生,随着战略风险重要性的提高,战略风险将不断融入战略管理过程,成为战略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区块链对互联网金融的影响探析及未来展望

区块链技术能够有效解决信用不足而产生的风险、保证金融交易安全,受到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普遍关注。区块链技术是一种以大数据共享理论为基础的现代互联网金融技术,依靠其去中心化、去信任化、集体维护、可靠数据库四大优势,建立金融黑白名单,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现代金融的征信体系,降低金融风险与金融诈骗风险,因此区块链技术在我国将具有极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区块链作为一项新的互联网金融技术,由于在我国的发展起步较晚,其技术特点与优势不明显、理论体系不完善,在未来发展中将面临诸多困难。即便如此,随着区块链的不断普及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区块链将突破现有的金融领域,拓展医疗、教育、传媒、社交、公正等场景,使得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创新研究

通过分析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出现的新变化,本文指出企业市场营销呈现出市场营销目标化、营销视角多样化、营销主体多元化、营销对象精准化、营销内容特色化、营销媒介共享化、营销效应最大化、营销范围国际化、营销内容集聚化、营销发展持续化等新特点。基于上述变化,本文进而提出企业市场营销新理念应该转换为:营销实现全面转型、突出消费个性体验、营销理念更加新颖、营销模式有效精准等。同时,在新的营销理念的指导下,对企业市场营销未来发展新趋势提出如下观点:差异化下的目标市场更加准确、消费者的价格判断更加清晰、产品个性需求更加突出、企业营销策划更加精准、企业营销路径不断创新、企业营销策略不断优化、企业营销模式更加灵活等,从而推动企业营销实践水平不断提升。

中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最重要特征，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内在动力。哪些因素驱动了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文章采用“技术—组织—环境”(TOE)的分析框架对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且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研发投入、金融支持对于数字化转型影响为正并且非常显著，高管学历和企业规模对数字化转型有一定的影响；分行业类型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最大，金融支持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最大，高管学历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最大。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因此，需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企业应不断提升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特别是高管要重视数字化转型。

“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挑战及路径

当前，绿色金融发展在中国取得了一定成效。国内绿色金融体系日渐完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得以建立，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城市层面形成了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就国际合作而言，绿色金融认定及分类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但在“双碳”背景下，现有绿色金融法律政策体系、产品创新体系等仍与“双碳”目标的要求有较大距离，同时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金融机构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双碳”背景下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应从法律政策体系、市场体系、风险管理机制、发展模式等方面逐步予以完善。